Copy. 在先秦后的儒家伦理下,「忠」是「孝」的升华,你臣子弑君相当于儿子杀父。当年司马昭派人杀了曹髦,所以说他无君无父。
之后阮籍在跟司马昭一起听到有个执掌审判的官员说有儿子杀母亲的案件时,讽刺了一句「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嘻!杀父亲都可以,更何况杀母亲呢?)这句话就是在讽刺司马昭弑君,是不忠,当然也就是不孝。
当时跟他们一起听审判的人都「怪其失言」,司马昭也听懂了阮籍是在讽刺他,就反驳了一句:「杀父亲,是天下罪大恶极的事,而你认为可以吗?」
阮籍感觉气氛不对,也害怕了,就只好用话语缓解一下,说:「禽兽认识母亲而不认识父亲。杀父亲,是禽兽;杀母亲,禽兽不如。」大家才心悦诚服。
后人读到《陈情表》中的「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就会觉得是在讽刺司马家无君无父。
得出“妥协性导致失败”这样的结论,要我说,恰好暴露出了阶级史观的局限性。
我国中学历史教学一脉相承的史观是阶级史观,什么都可以拿阶级史观套一套。但阶级史观是有局限的,其一就是论点没有充分的论据。比如阶级史观认为『资产阶级天然具有软弱妥协性』,但这个立论它是没有充分的论证过程的。当然,支持阶级史观的人会为之辩护,会举出辛亥革命失败的例子,来论证资产阶级对袁世凯软弱妥协。而这恰恰就引出了阶级史观的第二个缺陷,即辩护策略是双标的。
因为如果这是软弱妥协性,那『红军反围剿失败战略转移』、『放弃攻打大城市』、『世纪之交国际关系中“韬光养晦”』算不算软弱妥协性呢?正常人思维都知道这不算,尚不强大的时候,选择退让徐图进取是正确的策略。然而,当资产阶级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作出同样的选择时,比如康有为托古改制,比如孙文让出总统之位,在阶级史观的理解下,就只能被斥为软弱妥协性。这就是双标。
此外,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还可以发现阶级史观的另一个局限性,那就是偏向所谓的无产阶级,是专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史学观。阶级史观没有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问题,它是有偏向性的,它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即无产阶级是先进的,代表了历史前进方向,资产阶级是腐朽落后的,是要走向灭亡的。而这同样是缺乏充分论证的!甚至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事件以及当今全球化趋势来看,是被证伪了的!
不过,如前面指出的那样,阶级史观是采取双标辩护策略的,它会解释说『新生事物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苏东剧变并不代表『无产阶级说是先进的』这个立论就是错了,要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这样打补丁听起来也并非不可取,只是这种补丁它只施恩于所谓的无产阶级,当资产阶级发展受挫,比如殖民战争、大萧条,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在阶级史观看来,恰恰是资产阶级要灭亡的征兆。怎么说呢,除了双标,只剩双标了。
以上三点——论点缺乏论证过程,双标辩护策略,偏倚所谓无产阶级,决定了阶级史观的局限性。基于错误的论点,故而得出『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性』这种是似而非,与常识、直觉相违背的结论。
阶级史观往往貌似一语中的,广泛适用。但正是这个特点,让它有“正确的废话”之嫌。为什么?因为你可以将任何历史事件的失败都归因于XX阶级妥协性!(当然,按阶级史观的看法,无产阶级除外,无产阶级是没有妥协性的)比如我们分析某个历史事件,列出来因素1,因素2,因素3……最后总结一下:根本原因是因为XX阶级妥协性。总结听起来是不错,但它对分析历史事件没多大用处,相反,它通过不断重复XX阶级的软弱性,替换了它应该给出的支持该论点的证据。它以复读替代证据,加强了人们关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刻板印象,以致于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立论是无本之木。
阶级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史观是有可取之处的,但阶级史观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滥用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世界很大,史学观很多,从不同视角解读历史事件,思维将开阔得多。